从沙洲走出的金融家孙瑞璜

从沙洲走出的金融家孙瑞璜

柴焘熊

孙瑞璜(1900—1980)又名祖铭，崇明县城内人。1917年考入北洋清华学校。孙在青年时期目睹国贫民穷的现状，主张“实业救国”。1919年“五四”运动中，孙曾参加天安门游行示威。1921年，孙获公费赴美留学，先后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银行学，获硕士学位。1927学成回国，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会计学；在南京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总稽核。后因看不惯官场腐败而弃职；在上海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任会计处副处长、新华银行副经理。解放前夕，孙坚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历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执行委员，民建市委委员、副秘书长、顾问、民建中央委员。

               终身奋斗在金融一线

孙瑞璜是我国金融领域内的著名人物， 1921年获得了公费赴美留学的名额。在美期间，他先后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银行学，被授予硕士学位。 1927年完成学业后，他放弃了留在美国就业有优厚待遇的机会，回到国内，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会计学，为自己的祖国培养会计人才。1928年6月，孙瑞璜由自己的好友、江苏省农民银行副经理王志莘推荐，来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总稽核。本想在此位上施展雄图大干一番的他，因看不惯当时官场的种种腐败，未几就提出离职，来到上海任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会计处副处长。10月，他的好友王志莘也辞去江苏省农民银行副经理一职，改任新华银行总经理。在王志萃的推荐下，孙瑞璜出任该行副经理。在王、孙的经营下，新华银行业务日益发展，闻名于金融机构众多的上海银行界。 

抗战爆发后，新华银行于重庆设总管理处，并于汉口、重庆、昆明等地设立分行，孙瑞璜仍主持上海总行业务。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日渐高涨。孙瑞璜经常参加“星二”聚餐会。这是以每星期二聚餐一次而命名的。那时上海已沦陷一年多，在这个孤岛上，敌人的势力非常猖獗。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一般的秘密组织，大都使用总会(即俱乐部)、聚餐会等普通的名字。上海部分进步的工商界人土还组织了“星四聚餐会”。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所有参加“聚餐会”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堕落成为汉奸，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告密出卖自己的朋友，甚至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哉期间，也没有一个人走到蒋介石方面去。在这样的聚会上，孙瑞璜结识了韦悫、郑振铎、王任叔、胡愈之、许广平、陈已生、严景耀、雷洁琼等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期间孙瑞璜还资助他们出版过《鲁迅全集》，接办过夏衍、梅益等办的《译报》。

1938年6月，孙瑞璜担任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理事会主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入租界，孙瑞璜辞去此职。孙瑞璜主持上海新华银行总行工作期间，该行从中型银行逐步发展成为大型银行，存款总额一度居全市银行之首。 1945年抗战胜利，孙针对中储券的收兑比价问题，在《新闻报》上发表《整理伪中储券问题》一文，反映了沦陷区人民和工商业者的共同呼声。1946年后，孙瑞璜又先后担任博士金笔厂、大华绸业公司、大安保险公司、中国萃众制造公司、科学化工厂董事长。此外，他还担任清华大学同学会会长，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银行业同业公会、银行学会、中华慈幼协会理事等职。 解放前夕，孙瑞璜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坚持不去台湾，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他还以代总经理的名义，致电各地新华银行经理，要他们留在大陆，坚守岗位。

1950年，全国金融联席会议后，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孙瑞璜积极协助推动成立新五行联合总管理处，孙任沪区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又担任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后升经理，又相继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储蓄处处长、副行长等职。 孙瑞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历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执行委员，民建市委委员、副秘书长、顾问、民建中央委员。孙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屡次致函台湾和香港的同仁友好，劝其回大陆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孙瑞璜备受迫害，被打入牛棚，受到非人的虐待。“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孙瑞璜重新复出，受邀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顾问，还当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人民代表，积极为改革开放后的我国金融事业建言献策。

参与创建中国征信所

提起孙瑞璜，还不能不提到他参与创建中国征信所一事。

中国征信所是一个信用调查工作的公用机构，是一个由学术团体创办的会员制非营利机构。它的建立缘起于1931年天津发生的一场空前的金融大风潮。

当时，天津有个协和贸易公司，是留美归国的祁仍奚及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女婿奚东曙等联合开办的，主要经营进出口业务。公司开张之初，声势十分浩大，排场之大，出手之阔绰前所未见。在同行中，它骄气凌人，不可一世。各大银行的经理见其有背景有实力，争先恐后地和其攀连，要求与它开户往来，建立金融关系。为了独霸业务，多家银行之间又互相保密，不通声气。协和贸易公司以印刷精美的栈单，向各银行做抵押放款。协和贸易公司执掌的都是一些纨绔子弟，因为经营不善，便到处透支。蒙在鼓里的各家银行以为有押品保障，所以仍大胆放款。结果协和债台高筑，宣告破产。中华懋业银行、中原银行随之倒闭，其他各银行亦都不同程度地蒙受损失。这起金融风潮事件当时轰动了全国，更震动了上海金融业。有鉴于此，上海金融界的一批人士大声疾呼，要求同业间防止互相保密、互不通气的做法，成立一个共同经营的中国征信所，以帮助金融业了解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及债务人的信用。1932年3月，张禹九、祝仰辰、资耀、章乃器、孙瑞璜、方培寿等八九位银行界精英，在非正式的谈话方式下，筹划组建合作信用调查机关的组织。几经磋商，产生了中国兴信社，并着手组织中国征信所。1932年6月6日，在上海香港路4号银行公会会址内，正式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由国人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章乃器出任董事长。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经济专家，章乃器在浙江实业银行及中国征信所，享有很高的声誉，同仁都称之为“章博士”而不名。中国征信所专门办理信用调查，将所得资料加以整理，制成报告或印成刊物，供各会员参考，各工商企业或个人也可以购买参阅。不久，章因参与抗日救亡活动被迫离开中国征信所，由他推荐中国银行代表祝仰辰继任董事长。谁知祝上台后，压迫中国征信所内的爱国力量，激起全所员工的义愤，经讨论大家决定罢工反抗。祝无奈下台，孙瑞璜继任此职，持续了三天的中国征信所罢工风潮方告结束。孙瑞璜为人温和，深明大义，表示决不干涉职工业余参加救亡活动，并说维持中国征信所的正常秩序，应于抗日救亡运动有利。以后救亡运动不断扩大，孙瑞璜一直恪守诺言，暗中予以支持。其后13年间，中国征信所一直由他主持，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终止活动。其历年积存的上千卷行业、公司或个人调查报告书，被完整地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成为近代上海极富历史价值的一座资料宝库。

1980年5月9日，这位从崇明沙洲走出来、为我国金融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人病逝，享年80岁。